概述
本文将理性地讲述中国的现代化之路。要理性,就必需遵循逻辑标准,要遵循逻辑,就必需修辞定义明确。
几个中国历史教育时常出现的名词,是基于某历史观而作,定义模糊,甚至说根本不定义,张口就来,这种精分性的跳大神,楼主自诩理性,不可能遵循。
在这里,就几个词汇的定义,作如下说明,如果有异意,欢迎讨论,从善如流嘛,如果能帮助到楼主澄清模糊,楼主也愿意改正。
帝国主义压迫:帝国主义有两种。1.回归式帝国主义,简单说,武力夺取土地,灭绝原住民。如纳粹德国,如某老大哥,要地不要人,杀光算数。2.渐进式帝国主义,一方以所谓推广文明价值的名义,以帮助野蛮族群进化到文明社会的名义,甚至以改善提高生活的方式,反正不管什么崇高理由,以武力征服,用暴力强迫落后的族群接受其文明体系和标准。如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清国国门,把清国拉入世界体系。程序正义要遵守嘛,嘿嘿。
不平等条约:一方以武力压迫(或者威胁),逼迫另一方接受的条约。因为双方谈判地位不平等。比如,西方列强和清国签署的条约。清国和俄罗斯当年大打出手,谁也没占到上风,罢兵言和,地位平等,尼布楚条约,算平等条约。
殖民:一国政府以武力压迫和威胁,向已有原住民的土地,组织移民。
侵略:一国(或者多国)军队,非法进入他国领土。所谓非法,就是违背国际法规则。比如,一国遭到另一国攻击,武装部队还击,不算侵略。再比如,一国军队得到另一国政府邀请,或者许可,进入该国领土作战,不算侵略。
满人:清国时期户籍属于旗籍的人。
汉人:清国时期户籍属于汉人的人,大部分是被征服的前明国国民的后裔,主要生活在汉人十八省。
请不要逼迫我说汉民族,满民族,谢谢。除非有人能够提供汉民族,满民族的区分标准,定义清楚了,我也可以接受。
讲历史,应该尊重历史,更应该尊重正常人类的逻辑理性。
讲到新中国历史,我可以说汉民族,满民族,因为有标准,户口本上有所谓的“民族”,我还能说出“壮民族”呢,反正标准清晰,户口本上民族一栏为准。
至于这个民族是怎么突然蹦出来的,会在现代化过程中讲述。简单的说,壮民族,在清国,在民国,也是汉人。因为在效法某大哥之前,中国根本没有壮民族。嘿嘿。
先在这里抛砖引玉,把几个常用词汇定义明确了,才好理性讲述嘛。
以往的中国历史教育,是确定三条线索,然后往上加材料,甚至编材料。在辛亥革命之前,外面,是万恶的洋人,洋人很万恶,欺压中国人民,请注意哦,是民众被欺压啦。上面,是朝廷很万恶很无能,而且很自私,对外出卖国家利益,对内欺压民众。下面,是勤劳勇敢善良的中国人民,被压迫,被凌辱,被出卖,然后愤起反抗,反帝反封建,三大革命高潮,太平天国,义和团,直到伟大的辛亥革命,推翻万恶的清国。
然后继续这三条线索哦。
伟大光荣正义的辛亥革命成果,被万恶的反动派给窃取啦,反动派背叛革命啦。然后继续,外面是万恶洋人,从清朝后期开始,洋人已经不再是西洋人啦,还有东洋人。上面是历代很万恶很无能很自私很卖国的政府。下面是勤劳勇敢善良的中国人民,被压迫,被凌辱,被出卖,然后,你懂的,嘿嘿。
历史的陈述,对许多明显的事实,不作陈述。陈述本身,充满逻辑概念模糊的价值判断。
本历史讲述,本着理性客观的立场,不偏不倚,讲述中国现代化的过程。陈述事实时,不作价值观批判。提供一个真实的历史,让读者自己去思考,去作判断。如果楼主觉得必需要加上自己的价值批判的,会把价值批判单独出来。前面已经就几个常用的词汇,进行过定义。本文讲述使用这些词汇,就是前面所作的定义。会说日本殖民台湾,也会说中国殖民台湾的历史。定义明确,标准一致。
不会把人圣人化,也不会把人妖魔化,因为大家都是人,都是一个一个的正常人。不会把一个族群集体定罪,也不会把一个族群集体美化。
多余的话到此为止,开始中国近现代历史。
国家是什么?这个政治学概念存在多种定义,但是离不开三个构成要素,政权,土地和人民。
本文就从这三个要素入手,讲述中国的现代化之路。
大致分为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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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列强压迫侵略前的中国概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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闭关锁国政策的瓦解。1800-1860.
3.旧次序的崩坏和新次序的开始。1860-1895.
4.走向革命。1895-191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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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乱割据的北洋时期。1912-1927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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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。1928-1937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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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日战争和共产党夺取政权。1937-1949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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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解放”到“独立”之路。1949-1958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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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统一思想到内部分歧。1959-197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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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大革命到毛泽东去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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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道会不会被和谐,嘿嘿。
1. 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之前的中国概况
满汉之分
称当时的中国为“清朝”,是后世人的划分,为了行文方便,更为了还原历史,这里称作“清国”。因为当时的人,是清国皇民,或者说清国国民。
清国存在一个特殊的族群,叫作“满人”。满人是什么?满人就是八旗在旗的人。清国入关之前,是一个军事国家,整个国家的管理体制,不是郡县制度,而是八旗制度。所谓八旗,是事实上的二十四旗。因为每个旗主之下,都有三旗,汉旗,满旗,和蒙旗。
在民族概念传入东方之前,东亚并不存在民族概念,也不存在民族划分,只有所谓的族类,或者国族。所谓国族,就是国民,皇民。
我们在这里简单诉说一下八旗的组成。原本是明国国民的,被征服,或者被俘虏后归附的,就归入汉军旗。比如一个蒙古人,在明国朝廷里任职,作战投降归附清国,那么他就归属于汉军旗,而不是蒙军旗。汉军旗下,比较广为人知的,就有范文程,和曹雪芹的先祖。
蒙军旗,则以被征服归附的蒙古人组成。
满军旗,则成分复杂,主干为最初起兵造反的女真人,包括当时就追随女真人的蒙古人。还有日后归附八旗的回人,高丽人,锡伯人等等各族类,反正就是无法归入汉军旗和蒙军旗的,那就都算在满军旗下。日后清俄战争,有俄罗斯战俘愿意归化清国,就被纳入满军镶黄旗,驻守,居住生活在北京。
为方便大家理解,除了广为人知的范文程,和曹雪芹的先祖曹振彦之外,再介绍一个汉人变成满人的例子吧。
袁崇焕,相信大家都熟悉了吧?他的后人,就是满人。
在江北大营和太平军作战的宁古塔副都统袁世福,根据清史稿记载,祖上就是前明兵部尚书,其祖先从军有功,编入宁古塔汉军,属于汉军正白旗。
要说清国历史,首先要把满人解释清楚嘛。满人就是旗人,八旗是个起源于军事目的的军事组织制度。不论你出身于那个族类,只要皇帝觉得你忠诚可靠,把你纳入这个制度,那么你就是旗人,也就是满人。
入关前的军事国家清国,和皇权至上的中原皇朝相比,在其统治阶层内部,是事实上的蛮族共和政治,这里的蛮族,并不存在贬义,是陈述其文明发展形态,远低于中原皇朝。文明形态低,并不就全然意味着坏。显然的一点,蛮族社会的自由战士,和领袖之间,地位就相对平等的多。在罗马化之前的日耳曼蛮族部落法兰克人,战争夺取的战利品,就是根据抽签,由战士和国王抽取。
入关之后,八旗作为一个军户制度得到保留,满人作为皇帝所信赖的族群,一直存在着。而其中的上层,世袭的亲贵阶层,形成了类似门阀那样的势力。称作满人亲贵,而不是贵族。因为满人的世袭亲贵,领取的只是国家给予的俸禄,而并没有自己的世袭领地。世袭亲贵只是通过世代为官,而形成事实上的世家势力。发展到清国中后期,在汉人汉臣面前,清国的皇帝是乾坤独断的中原皇朝的皇帝。而在满人统治阶层内部,因为祖制和事实上存在的世家势力,清国皇权,一直受到满族亲贵集团的制约。这是清国政治的一个特点。
接下来开始讲述1800年的清国状况,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介绍:政治制度,领土,军事制度,法律制度,士绅,农民,工商业者,会党之类的地下社会,和外交。
清朝基本继承了明朝开创的种种制度,在此基础上,吸取明国亡国的教训,作出修改,正面负面的改动都有。
清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国,最高统治者是皇帝。但是清国又不同于以为的中央集权帝国,帝国内,并不都采取统一的中央集权管理,而是表现出很高超的统治智慧和统治集权,因地制宜,才取不同的统治管理方式。
统治政策
征服明国之后,清国对原本明国的国土,实行中央集权的统一管理。这一部分会在稍后介绍汉人十八省的时候,作详述。
清国侵略征服,扩大疆域的步伐,建立起历史上,领土最为辽阔的中原皇朝。1751年,征服西藏,1758年,征服新疆(后于1884年平乱之后建省,纳入中央集权体系),到1800年时,清国领土面积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。
清国并不一味靠强大的武力压制,而是才取灵活的多变的政治手段进行统治。新疆青海内外蒙古西藏和四川云南贵州的苗地,清国中央政府采用联姻,册封,派官员监督,派军队监督等灵活手段,尽量允许臣服的边境各地高度自治,不破坏原有各地的王公贵族和土司们的统治。在时机成熟的时候,会有“改土归流”,废除世袭土司制度,或者建立行省,把领土纳入中央集权体系内。
先征服,再怀柔,再教化,再纳入体系,再殖民的过程,是一个温和的过程,形成边境被征服地区的忠诚度和向心力。清国末期,内外交困,完败于日本之后,皇帝更是声威扫地,在这种情况下,边境各地并没有太大的反叛势力形成。英国威逼利诱西藏独立的时候,西藏统治阶层是选择了往内地逃避,求援。
对这些新被征服的领土,归属于清国中央的理藩院统一管理,而理藩院由满人官员组成。
有学者指出,清国和俄罗斯的商贸往来,也归理藩院管理,从而推出西藏新疆的地位,在清国等同于俄罗斯云云。这种逻辑并不成立。
清国时代,没有现代标准的国家平等概念,只有Tian朝和进贡国。所有进贡国事务,由礼部管理。而俄罗斯则不是进贡,礼部无法处理。只好选择了一个权益的解决办法,由理藩院管理。这是一个特例而已。
对征服的边境地区,清帝国采取的基本是以夷治夷的政策,不直接管理。按今天的说法,就叫尊重边境人民的习俗和传统啦,你懂的,嘿嘿。这套办法显然更人性化,而且长期而言,也更有效。
对前明国的国民,清国则采取另一套治理办法。
首先是“剃发易服”,也就是说全部人的发型和服饰,都必需满人化,不服从的,格杀勿论。这么一来,满汉一家啦,从发型到服饰上。到日后辛亥革命成功,当时是完全的西洋中心论,啥都是“洋”的好,洋人觉得留辫子是野蛮,洋人都觉得野蛮啦,那当然是野蛮啦。于是乎,清国亡国之后,发型服饰这些的,就都是采用了欧美人的标准。
另一方面,清国统一了全国的官话。在中国历史上,由于时代的局限,全国各地,各有各的方言。一个开封人听一个广州人读唐诗,那就跟听外国话一样,反正是不知所云。各个朝代,有各自的官话,作为通用的语言,便于来自不同地区的人,能够交流。
明朝的时候,是以南京官话,作为统一的口头交流语言。到了清国,雍正年间,创立正音馆,规范确定北京官话,作为统一的口头交流语言。北京官话,是以元朝时代的北京话和南京官话混合而成,当年明朝迁都之后,强行搬迁,北京城内的居民,有一半是来自南京。清国初年,就在北京话的基础上,加入一些满人语言的要素,形成了清国的统一语言,北京官话。1909年,清国政府更设立“国语编审委员会”,作进一步的规范,从此官话被称作国语。
辛亥革命成功之后,关于中国使用那种语言作新的国语,可以说是各方争的不可开交。因为革命党当年的口号,就是民族主义啊,其中一条就是,乱我中华言语,代之以京腔嘛。现在革命成功,发型服饰那些的,那些西洋化也就罢了,言语这个,至少应该使用南京官话啊,或者杭州官话,或者正本清源,使用广东话,怎么还能沿袭京腔嘛。具体的这个历史过程,京腔如何成为国语,再成为普通话,其中的历史故事,会到后面诉说,乡亲们要守楼哦。简单的剧透一下,那是为了方便汉语拉丁化,嘿嘿。
统一了服饰发型,语言之外,清朝基本继承了明朝开创的种种制度,在此基础上,吸取明国亡国的教训,作出些修改,正面负面的改动都有。
我们先来看看清国的中央政府组成,上面介绍过,清国初期是有部落首领共和制的传统的,一直有一个议政王大臣会议制约皇权独断。入主中原啦,中原帝国的皇帝,当然要有皇帝的范儿嘛,那还能像蛮族那样搞什么共和嘛,嘿嘿。雍正年间,确立了军机处,取代议政王大会,成为决策机构,从此比较像个皇权专制的中原帝国啦。
内阁则由满汉大臣组成,规定满汉大臣人数对等,每天和皇帝开会,其实主要是汇报工作啦,因为决策机构,是军机处。内阁更像个秘书处,执行机构,管辖下属的中央六部日常运作。
清国明显比明朝改进的地方是,不再有特务体系,这实际上是个很了不起的改进。另一方面吸取了明朝的教训,清国明令禁止太监干预国家政治。
自从明朝取消了丞相这个位置之后,固然是从体制内消除了唯一可能威胁到皇权的权臣出现,但是另一方面,这皇帝的工作量可就加大啦。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,都是一个人,这种制度,其实对皇帝的体力,精力挑战很大哦。
或许是清国的皇帝教育培训体系作的好,反正历代的清国皇帝,工作都相当的勤奋,嘿嘿。不像明国的皇帝们,一代又一代的,就跟国家不是他们家的似的。
大家伙要有个概念,在皇朝时代,这国家,那还真就是皇帝家的。一个有责任心的皇帝,为自己的家业考虑,为自己的子孙考虑,从他主观意愿来说,那也要把百姓给照顾好了,这样皇帝家的江山才能够千秋万代嘛。
关内十八省,也有称作汉人十八省,基本沿用的是明朝的体制。每个省有一个巡抚,两个省之上,有一个总督。但是巡抚和总督之间,并不存在汇报关系,各自向中央汇报,因为两个职位的侧重不同。巡抚主要是管理各省的民政,而总督则是偏向军事。清国的国策之一,是“首崇满洲”,因此绝大多数的总督,是由满人出任的。而总督之下,包括巡抚在内的各级管理官员,则是由汉人出任。
清国的官府,到县一级为最止,全国大致有1500多个的县。县令由中央委派,而且为了防止形成自己的地方势力,清国是明确规定,县令不得在籍贯所在的本省任职,而且至少要离开自己家乡500里以上。
咱们说老实话,清国的县令,其实蛮有挑战性的。今天中国一个县,多少部门?多少编制内的公务人员和官员?而在清国,一个县,只有十几个在编的职员,最多的县,也就二十来人的编制,这其中还包括衙役这些哦。
所以清国的县长,必需得能胜任法官,警察局长,卫生局长,消防局长,税务局长,宣传部长,教育局长。。。。等等职能。这可能么?这当然不可能啦。所以清国的县令,一般都得自己掏钱雇佣各种专业人才,跟着去上任。另一方面呢,县城之外的治理,更主要是依靠当地的士绅们来完成。
清朝的科举制度
要了解清国的士绅阶层,咱们先得说说科举制度。
抛开中国科举考试的内容不说,科举制度本身,事实上中国真正值得夸口的文明制度。科举制度,在人类普遍还处于世袭阶层的时候,第一次为社会的下层家庭的孩子们,提供了一个可通过公平的考试,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,进入上层的机会。
事实上,在今天的平民社会里,中国文明传统,对全人类最大的,最直接的贡献,应该就是科举制度啦。
清国的科举制度,也就是继承的明朝的那一套,统编教材,官方办学。考试分为三级,必需要考上举人,或者更进一步,考上进士,才具备作官的资格。但是一但考取了秀才,那也就算有了功名啦,一样享有各种社会特权。比如免除徭役啦,又比如可以直接见县令啦,见县太爷也不需要下跪,还有一条很重要的,清国废除了明朝开创的对士人的体罚羞辱,在清国,只要考取了功名,免于刑罚哦。不要说官员不会再像在明朝那样被当众暴打羞辱,就算是秀才,也不能被体罚啦。要打秀才,得先报请上级机关,夺去功名,然后才能打,嘿嘿。
士绅阶层
清国的士绅阶层,就主要有这些有功名的人组成。清国时候的官员,不是终身待遇,退休了,国家就不管啦,就回原籍乡下,作乡绅。另一方面呢,清国的官府编制很小,大批考取举人的,那就只能候补着,要等有了空缺,才能够真的上任作官,在这个候补期,那也就只能在家乡作乡绅啦。
清国的基层管理,就这些士绅阶层来运作。
大家要明白,随着时代的发展,现代化,就是一个全民教育的时代,而在1800年时代的清国,教育,那还真是个高消费。如果硬要拿现代的学位去套的化,秀才,大致相当于现代大学毕业的学士吧。而举人,那就算硕士吧,进士,则是博士啦。
今天所谓的幼儿园,小学,初中高中,在当时的清国,都是由私塾来完成的。在私塾里教学的,就是秀才们。有的秀才,是自己开业,自己教学生,而有的秀才们,则是受雇于有钱人,或者是大家族,作为职业教师,教授学生。当然也包括教化劝诫乡亲们的纠纷啦,帮乡亲们写信写公文诉状啦,当时的百姓,普遍信服这些“知书达理”的文化人。
上面说过,从明朝开始,书院被压制了,取而代之的是官学。官学又是怎么回事呢?遍布中国各地的文庙,那就是最基层的官学啦。中国传统,历来尊孔,各地都有文庙,小百姓所谓的“孔子庙”。文庙不仅是祭祀供奉孔子的地方,那更是学校,这就是所谓的“庙学”。同时也类似地方历史博物馆。俺们这里出过些啥大人物啦,有过那些贤人事迹啦,有过那些感人的孝子烈女啦,都记录在文庙里。
士绅们的一个重要工作,就是运作维护文庙。社会基层的“正三观”工作,就在这里。那个乡出了个节妇,丧夫之后被逼着改嫁,抵死不从,宁愿自己吃苦,守寡到底。士绅老爷们不胜唏嘘,节妇啊,节妇啊,女人们的好榜样啊。上报上报,上级批准之后,就进文庙里的节孝祠啦。并且要立个贞洁牌坊,这才好女人的榜样啊。而且要写进地方志里哦。
所谓的吃人的礼教,虽然起源于宋时候的理学,但是真正被固化,被推广成为全社会的行为规范,其实就是明朝的事情,在清国得到了继承。在礼教形成之前,妇女改嫁那些的,并没有啥社会压力的。有人作过统计,从周到五代,有记载的贞节烈女,不过92位,而宋朝,则有152人。到了明朝,那不得了啦,27141人,整个清国历史记录,则是9482位。其实清国已经放宽了啊,为所谓“守节”而自杀的妇女们,已经不怎么表彰啦。
树榜样,立三观,这个工作很重要哦。
当时没有网络,没有广播,也没有直达基层的国家学校体系,真正教育灌输小百姓们“三观”的,就是这个士绅阶层啦。
除了教化百姓之外,士绅们还担当基层的行政管理工作。地方上兴修水利工程啦,铺设道路桥梁啦,照看孤儿寡妇啦,包括乡亲们之间的日常纠纷争斗那些的,都是士绅们在管理运行。
从明朝末年,天下大乱开始,士绅们还多了个任务,组织地方上的乡勇民团,保境安民。日后鼎鼎有名的湘军,淮军,就是起源于这个传统。
我们可以总结一下1800年前的清国统治阶层。
满人高高在上,中间阶层官员,则主要由汉臣组成。到县以下,则完全是依靠士绅阶层,进行基层自治。
传统的中国历史教育,是唯物历史观教育。马克思根据他所观察,理解的欧洲历史,总结出一套历史观。整个欧洲封建社会解体,走向近现代的过程,他认为是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力量,战胜了所谓的封建地主阶级。这种历史观,连欧洲历史,都无法解释的通顺,更不要说用来解释中国历史啦。用阶级这种似是而非的社会概念,去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,是说不通滴。
我们可以看到士绅阶层里,固然有有钱的地主,但是同样有靠教书谋生的秀才。当然,家里有钱的秀才,也不需要出来靠教书谋生啦,嘿嘿。另一方面,单是有钱的地主,也无法成为乡亲们信服的士绅。
中国社会所谓“士农工商”的阶层划分,最早的记载,是出自先秦的法家管仲。而真正形成,是在明清两朝,贯穿法家思想的“重本抑末”时代。
社会民众对有功名的读书人,心存敬畏顺服,认为他们是“知书达理”的贤达。会读书的人,就是有本事的人,才是有本事的人,书读的越好,才干越大,这个传统,其实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。甚至一个物理学博士跑出来说人类历史,说人类社会,说农业生产,小百姓都觉得,嗯嗯,大博士都说这么说了,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啦。
当年辛亥革命的时候,孙中山虽然没有完成过任何正规的博士学位学习,对外则到处宣称“孙逸仙博士”。甚至被人指出来之后,孙中山还要说,沦家是医生啦,医生的英文,和博士一样的啦。厕所里贴广告的那些医生,大家一般不承认是医生吧?在香港作医生,那是要考行医执照的啊,没有行医执照,那能算是医生么?孙中山医生,可从来没有获得任何的行医执照哦。嘿嘿。但是孙逸仙博士,依然必需要有“博士”头衔,因为这个“博士”,在当年的中国社会,那是相当的有含金量的哦。
“小学”的兴起
清国时的士人们,除了背诵四书五经,预备科举考试之外,都钻研些什么学问呢?
传统的中国儒学学术,可以分为大学,和小学两个研究方向。所谓大学,就是在明明德,那些春秋大义,道德义理的阐述和思考,宋明理学和心学,就是典型的大学之道。
而在清国的学者们,则偏重于小学,所谓小学,就是音韵训诂考证这一类的学问。清朝的学术传统,一反宋明的空谈义理,转而走向“经世致用”,按现在的话说,就是重实用,重实证。清国的小学传统,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,一直到民国时代的,陈独秀啦,王国维啦,包括胡适啦,都是继承的这个学术传统。红楼梦的版本真伪比较啦,孔乙己研究的回字的几个写法啦,论语的真正版本是啥样的啦,尚书到底是不是伪书啦,这些都属于小学的范畴。
中国人常常就说,马尔萨斯啦,人口理论啦,如何如何的,事实上,乾隆年间的一个翰林,洪亮吉,早在1793年,就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,人口的急剧增长,和社会经济增长不同步,早晚会出问题的。洪亮吉写出治平篇的年份,比马尔萨斯,还早了5年。
民国的时候,有学者把清国的这个学术传统称作“朴学”,意思是“返朴归真”的学术路线。
朴学形成于晚明,顾炎武那一代的学者就已经意识到宋明理学,心学,空谈形而上的问题,进而提出,以“实学”替代“理学”。顾炎武进而提出来,作学问的人,首先是要作一个正直的人,“礼义廉耻,谓之四维”。从此一生致力于历史典籍的考据。顾炎武先生也因此被认为是清国学术传统的鼻祖。
清国朴学,或者说实学大兴的另外一个原因,则是清初大兴文字狱。大家常说文字狱,文字狱是什么呢?文字狱其实就是因为人的思想言论,而定罪。古今中外,都有文字狱的历史。当年古希腊的苏格拉底,大家认为他的思想言论道德败坏,教坏年青人啊,就把他给杀了。当年的普鲁士,法国,比利时,都觉得马克思这个人,思想言论实在是太过道德败坏啊,也都要迫害他,驱逐他。幸亏有个国家叫英国,保障言论思想自由,马克思才有了容身之地。
清国立国之初,那就忌讳有人散布反清思想言论,对思想学术工作,看的很紧哦,嘿嘿。出了明史案,南山集案,吕留良案等几个案子。
乾隆皇帝当皇帝之后,宣称“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”。说是这么说,但是整个清朝,文字狱最盛的,就是乾隆年间。
在这种外部环境下,埋头故纸堆里作考据,应该安全的多啦,嘿嘿。
文字狱
清国的文字狱,表面上的确是统一了思想,保障了皇权的稳固。但是当西方人的洋枪洋炮打开国门之后,问题就大了。
体制内没人搞这些“思想”争鸣啊,就算是个别上层的官僚和皇帝们,看到了必需要变,必需要学洋人的,那也只能羞羞答答,伦家没有违背祖制啦,伦家,伦家是“中体西用”了啦。
对于祖制传统是如何来的,能不能变,应该怎么变,这些体系性的讨论和争鸣,体制内的精英们,从来没有进行过。没人敢啊,嘿嘿。
名不正,则言不顺嘛。导致的结果是,只能够走一步算一步,邯郸学步。
这就是和日本明显的不通之处。从尊王攘夷,到大政奉还,到华夷变态,到脱亚入欧,日本国内,在迫于西方列强压力,结束闭关锁国之后,都曾经有过激烈而广泛的争鸣。明确了方向,大步伐接轨。
清国败于日本,那当时,真是超乎地球人类最狂野的想象力啦,包括围观的西方列强。
就算在这种情况之下,在清国的体制内,帝国的发展方向,思想体系,祖宗之制,到底应该如何变,真正的路线改怎么走,一直没有过真正的争鸣讨论。
清国之亡,根本而言,是亡国在西方人带来的各种现代思想理念。因为清国体制内,根本没有发展出可以与之抗衡的思想体系,这,就是文字狱造成的恶果啦。
官员腐败
介绍完当时的官员和士绅阶层,我们得说说官员腐败问题,嘿嘿。
清国官员的腐败,当然可以找出客观理由啦。首先,工资待遇太低,作官了,得维持相应的生活排场啊,开支自然要大。而且上面说过啦,清国的官员们,那都要自己花钱雇佣幕僚随从的,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还有一条,中国传统是宗亲传统,一个人有了地位钱财,那是要照顾接济本家的穷亲戚的啦。
而且上面已经介绍过,考取举人进士,只是具备作官的资格。清国的官府体制小,大批的举人,只能那么候补着等有官位空缺。自然要想办法“运作”啦,你懂的。而且作个穷京官,拿工资,还是外派作地方官,收入天差地别。同样外派基层作官,去江南那些富庶的地方作官,和去那些贫瘠的地方做官,又是天差地别的收入。那只能是花钱运作打点啊。清国的官员,拜门生,孝敬馈送,那都是国家许可的哦,潜规则啦,你懂的,嘿嘿。
大家只要看看以上几条,就该明白,无官不贪,那是必然的啦。首先要把本钱赚回来吧?至少的。规费啦,羡余啦,这些都是公开的潜规则,官场上也都接受的啦。
清国的皇帝们,当然也意识到官员贪污的问题,也曾经下令禁止,甚至还提供了养廉银制度。但是地球人都知道,高薪是无法养廉的啦,谁会嫌钱多呢?只要有权力,官员们自然要运用。这些是人性。
朱元璋之所以会设计出那么自以为精密的体制,甚至以酷刑虐杀的方法警示官员,根本的问题是在于,朱元璋缺乏皇朝体系的行政运行经验。他是从一个体制外的流民,开始的皇权争夺。而清国的立国皇帝,则不一样,在清国征服明国之前,他们已经是有行政体系的管理经验啦。知道一个体系运作的艰难和复杂,所以不会天真到以为靠酷刑和复杂的体制,能够约束官员的贪污行为。
皇朝时代,从上往下的体制,决定了,贪污是无法从制度上得到有效的约束的。真正要抓贪污的,只有皇帝一个人,嘿嘿,但是他忙的过来么?
贪污盛行的恶果之一,我们到时候会看到的,英国商人,那真就有的认为,林则徐是要“潜规则”啊,嘿嘿。
最臭名昭著的贪污案,就是1799年的和珅案啦,和珅到底捞了多少钱?其实真是一笔糊涂账,抛开估价方法那些不说,抄家时候的经办官吏们,上下其手,那也是免不了的啦,嘿嘿。
赋税和农民负担
民国的时候,有清国遗民感慨,和民国比起来,前清历代皇帝,对百姓恩准深厚啊。今天的人或许一听就觉得这是胡扯嘛。但是如果真的从对农民的负担压力来说,清国的历代皇帝,还真都作的不错。不论和民国比,还是和明朝比起来,清国时候的农民赋税负担,都是最低的。说句题外的哦,有兴趣的乡亲们可以去了解一下,关于中国历代农民负担的问题,有研究的学者很多的,结论是,清国农民的负担,比新中国都低的多哦。多年前,曾经在新华文摘上,看过前副总理田纪云作的研究报告,他的结论,也是这样的,嘿嘿。至少在他作那个研究报告的时候,当时的中国农民赋税负担,是比清朝重的。我是在许多年前看的,记忆里,应该是2004年,或者之前2003年的某一期新华文摘。
清国建国之初,采取的是修养生息的国策,康熙皇帝的时候,出了个政策,叫“永不加赋”。意思是说呢,以康熙五十年统计的人口为征税标准,以后再生的娃,不征税啦。
这政策看着是挺好的,是挺照顾百姓的,但是问题其实很大的。首先是国库收入马上就下降啦,国家快破产啦。而且仔细一想,这政策其实存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把每户的人口数给固定了,那么穷人家的娃,要少了,怎么办?那不还得算人头么?真正能猛生娃,多生娃的,养的起娃的,在那个年代,那其实是有钱人家啊。雍正皇帝年间,把这个政策给改了,改成摊丁入亩,按土地为标准收税。这个更改,是真真的实惠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小百姓,而国家的收入也增长了。
从明朝末年的时候,原产于美洲的玉米,马铃薯那些高产作物,通过当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吕宋,传入中国,被广泛推广。清国人口,到18世纪末,已经超过了3亿。
到18世纪末的时候,清国的每年中央国库收入,一般是在四千万两白银,其中地税收入占75%,关税那些的收入占10%,另有15%来自于国家垄断行业,主要是盐业垄断。
请记住这个收入构成哦,我们到鸦片战争之后,会看到关税收入,如何成为清国国库收入的主要来源的。简单剧透一下,清国对农民的征收和摊派,历来节制,就算到后来被外国打的稀里哗啦,也尽量克制对农民的摊派。而是另开财源,通过收商业税,收关税,来弥补国库亏空。就这一点不同,导致了清国末年,内外交困的时候,也没有出现明朝末年那种饥民遍地的惨烈场景。
法律制度
接下来,我们来看看清国的法律制度的特点。
中国的法律传统,是法家的思想,法律的出发点,是在于确立保障统治者的权威,通过酷刑起到杀一儆百的警示作用。这是和现代的法治思想,完全相反的思路。现代的法律思想,是从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作为出发点,规范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力不被侵犯,从而达到一个法治社会。
中国的法家传统历史悠久,影响深远,甚至到20世纪的80年代,还存在有拿犯人游街示众的行为。清国时代,更是如此啦。
另一个特点,则是司法和执法机关,是同一个人。其实应该是警察,法官,公诉人,陪审团的角色,都是知县大人一个人包办啦,嘿嘿。
第三个特点呢,则是刑讯逼供,招不招?不招?来人哪,给我打。屈打成招,那当然不可避免啦。
除了这些之外呢,法家思想里,又融合了明清礼教的伦理思想,君子小人啦,三纲五常啦,那些个的内容。有这么一个案子啊,刑部驳斥了原来巡抚的判决。这案子是怎么回事呢?一个儿子不孝,居然辱骂他的父亲。他父亲就找人把那个忤逆的儿子给活埋了。巡抚判这个父亲得打板子,受惩罚,毕竟是一条人命嘛。可是刑部驳回了这个判决,这儿子忤逆啊,当死啊,他爹作的没错,应该无罪释放。
一方面,案子多,记录在案啊,显得知县老爷对地方上治理的不好啊,知县老爷当然不高兴。另一方面,百姓也怕见官老爷,去了就得挨打嘛。所以通常来说,民间要是有纠纷争执,那就是找当地的士绅们,根据大清律例,结合当地的民俗传统,仲裁解决。
百姓怕见官,怕打官司,这是当时清国的状况。